人工智能治理需用好“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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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需要基于大数据学习，而数据库建设难免涉及个人敏感信息;人工智能颠覆了网络监管模式，但新的监管模式尚未形成;人工智能冲击了感情伦理，但调适人工智能与人关系的伦理体系正待建立……凡此种种，使得公众对人工智能态度复杂亦在情理之中。

然而自动导航、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新形态正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治理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隐忧，不能靠因噎废食式的“反科技”来达到目的，管理好应用好人工智能，又何尝不是“人工”的另一层含义。

治理人工智能需要与时俱进的法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适应时代的法律总是与科技进步相伴而生。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垄断法规》，被誉为“发明人权利的大宪章”。今天，适应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新形式，《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明文规定保护公民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使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有法可依，以及针对人工智能参与创作作品的法律实践，正在给人工智能设定边界，为实现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治理人工智能需要健全的伦理体系。正如曾经改变了世界的蒸汽机、发电机一样，人工智能正在展现出颠覆性力量，只有处理好人机关系，才能更好享受人工智能红利。作为人类智能的产物，人工智能需要以人的道德价值为行为依据。如果说阿西莫夫《基地三部曲》里提出的“机器人三原则”是从限制机器角度为人类发展撑起保护伞，我国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人的人工智能》则从人的角度指出了人工智能责任主体的共同性，这意味着技术研发者、管理者和使用者即需要共同遵守相关伦理，避免因人类自身的技术理性崇拜，将人工智能引向可能伤害人类的通用型超人工智能。

或许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科技越智慧，就越需要人治理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