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量量收剪刀差扩大是主要因素
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是运营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向流量经营转型的过程中，为了做大流量收入规模，运营商不惜养虎为患，放任微信等即时通讯APP取代语音。客观地说，语音收入锐减而流量收入激增的原因中，运营商有意左手倒右手的操作不可忽视。
在4G时代中前期，依靠较高的流量单价并在移动互联网兴起大潮中，运营商推动流量业务成为支柱型收入来源。运营商原本计划实施的流量单价有序逐步下调步伐被混改后的中国联通打乱。从某种程度上讲，BATJ借助混改入股中国联通并联合推出不限量套餐，虽然有放大混改各方优势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进一步吸血运营商的嫌疑。
流量不限量竞争在2018年进入赤身肉搏阶段，不限量套餐的门槛快速下调到29元/月，甚至针对政企客户，运营商还推出了19元/月。在这种乱战、混战当中，为了不让对方得利，竞相推出更低的套餐吸引用户，成为运营商的主要竞争手段。
在超低价不限量套餐的推动下，我国移动电话用户DOU实现从1GB/月左右向3GB/月、4GB/月的快速跃升。在这个过程中，运营商虽然可以眼瞅着流量业务量暴涨，但是到手的真金白银并没有随之蹭蹭上涨。由于不限量竞争导致的流量经营危机终于在2019年上半年爆发。主要的表现就是运营商主营业务收入从微增长直接进入负增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非常有说服力，从3.7%的正增长到0.2%的负增长，也仅仅是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也正是经历了流量不限量竞争最激烈的阶段。如果运营商的高层管理者有空回顾过去的话，不知道他们会如何看待曾经的各种损害行业科学发展的决策。
从0.2%的负增长到今年6月底的3.2%的正增长，又是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各种新兴业务收入增速多快，流量收入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这其中监管层在2019年强力推行的理性竞争操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运营商后付费模式缺乏因素不能忽略
作为BATJ等互联网公司提供的内容和用户之前的桥梁，从理论上讲，运营商既可以从互联网公司侧收取费用，也可以从用户侧收取费用，从而实现自己经营获利的目标。行业中所说的前付费指的是运营商从用户侧收取费用，后付费指的是从互联网公司侧收取费用。
如果运营商对用户免费或者象征性收费，那么就需要从互联网公司侧收取相应费用。从本质上讲，不限量套餐就有向用户象征性收费的含义，毕竟用户可以仅支付较少的费用就可以使用无限流量。如果仅对用户免费或者象征性收费，而不同步向互联网公司收费以弥补相应的损失，那么运营商的“免费”必然玩不下去。
如果后付费模式已经实施，那么运营商完全可以将为服务用户侧而支付成本转移到互联网公司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运营商还会千方百计鼓励用户使用流量，以便其从互联网公司侧收取更多的费用，不断做大营收规模。
按照逻辑推测，在后付费模式缺乏的情况下，运营商再次实施超低价流量不限量的可能性是零，毕竟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玩法不可持续。推动后付费模式的实施，这不是运营商自己就可以完成的任务，需要全社会各种力推的共同推动。
三、运营商没有弄清楚薄利多销的空间有多大
从4G时代初期就有各种声音要求运营商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让利给消费者，实际上三大运营商也一直在稳步推进流量降价步伐，只是这种步伐在中国联通混改之后被彻底打乱。虽然运营商实施不限量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但是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全民信息化的加速实现。
虽然实施薄利多销对包括运营商在内的各方都有好处，但是运营商需要弄清楚流量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流量不限量之所以死亡，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运营商不知道自己的流量成本到底是多少，否则各种无底线的降价也不会实施，即便实施也不会如此大规模开展。毕竟这里面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流量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我们认为到现在运营商也没弄清楚。如果搞不清流量的成本，那么也就意味着运营商搞不清流量进一步降价的空间。虽然运营商还有超过千亿规模的净利润，但是其净利润率已经在无限接近甚至低于两位数。这或许能够部分说明流量的降价空间。
5G商用之后，为扩大5G套餐用户规模，运营商又开始了新一轮流量降价操作。虽然当前的5G套餐门槛还比较高，但是这种持续大幅度降价与5G的大投入之间的成本效益问题，非常值得运营商研究。
不管不限量套餐下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不限量套餐不是不受市场欢迎。在运营商的各种优惠迁移政策推动下，当前流量不限量套餐用户已经越来越少。虽然5G套餐也在持续降价中，但是我们认为在5G特有应用出现之前，对广大用户来说不要轻易换掉自己的不限量套餐。
